国民幸福指数

　　来自神秘小国的智慧

　　经济越发展是不是意味着人们越幸福？美国的人均GDP在50年里增长了3倍，但是暴力犯罪也增加了3倍，以至不和邻居交往的人数增加了4倍，另外城市交通堵塞，出行困难等问题成了无法根治的顽疾。有研究指出，美国四分之一的人不幸福和抑郁。

　　很多新兴工业国家的GDP增长较快，但同时很多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也随之迅遮糟加，人居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试想一下，燃煤空气污染和其他排放污染导致的疾病，我们就要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所以，单纯的经济快速增长不能保证国民幸福感一定持续增加，诊断“幸福”当然就不应该仅仅以GDP论英雄。那么，我们能找到一个衡量人们幸福快乐的指标吗？

　　喜马拉雅山南坡有一个神秘小国——不丹王国，它的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就有大智慧。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西方主流发展模式将GDP增长作为中心时，不丹国王就看到了主流模式的一个悖论：虽然经济增长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但是随之而来的并不一定是幸福感的增强，反而是环境遭到破坏、人们的工作压力日益增大、犯罪率不断上升……GDP并不等同于幸福感。他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旺楚克国王提出并实施了“幸福计划”，还创造性地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或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

　　国民幸福总值由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优良的治理制度四个部分组成。不丹王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增长。我们知道，不丹是发展中国家，但为了保护大自然所赐予的宝贵资源，不但没有将开采森林作为推动GDP增长的亮点，反而不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外汇返佣平台，实行最坚决的环境保护措施。在不丹，不管是在公共土地还是在私人土地上，只要没有得到政府的特殊批准都不能砍伐树木。

　　不丹仅有的46000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地区被开辟为国家公园。为了防止外国游人对自然环境、文化和当地人民生活方式带来负面影响，不丹政府实施低客流高效益的旅游政策，对外来观光游客的进出入次与停留时间都实行严格的限制，还收取游客的环保费。由于没有大量游客涌入，不丹至今没有过度的旅游资源开发现象，没有人造景观，一切都保持原生状态，风景格外秀丽，被誉为“最后的香格里拉”，还有森林之国、花卉之国、神龙之国的美称。

　　为了追求公平的发展，不丹为全民提供了免费的国内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为了保留传统文化，民众上班、上学必须穿着传统服装，建筑必须符合传统的风格。不丹的社会治安良好，犯罪率极低，人们外出很少锁门，锁和钥匙在不丹几乎无用武之地。政府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感到幸福，在2007年“世界快乐地图”调查中，不丹的快乐指数排名全球第8，高达97%的人觉得生活快乐满足，这实在是对很多经济强国是个极大的讽刺。“不丹模式”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概念也正悄悄地向世界扩展。

　　国民幸福指数可以取代GDP吗？

　　我们知道，国民幸福是一个主观概念，不同的国家难以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目前各国国民幸福指数的制定还处于不断探索过程中。我们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建议综合考虑社会和谐、公平公正、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等因素，编制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第一外汇返佣网，以便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在加拿大举行的“国民幸福指数”问题国际会议上，专家们用“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建立了衡量国民财富的4个新标准：要建立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均衡的发展；要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各国人民应该在不丧失其个性特点的条件下融入全球化，要做好文化的保护和推广；要建立良好的政府。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从微观个体的幸福体验来描述国民幸福，编制国民幸福指数，力图使国民幸福指数与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开始意识到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时期，获得外汇经济收益和愉悦的满足感有趋同的联系，但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的福利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一个数字之中。所以对人们的生活质量而言，国民幸福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更为重要。

　　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公众幸福感的标准，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它的视角更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我们应该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国民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使它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和进行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在美国金融海啸的肆虐之下，第一外汇网，“超越GDP”的呼声日益增高，我们需要用国民幸福指数赋予发展更为丰富的内涵，第一返佣网，引导政府将公共政策的重点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向追求建立并维系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